王小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为企业减税0环保设备

王小鲁：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为企业减税

王小鲁 经济学家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。

即将告别的2018年，有很多热议的经济话题，包括民企纾困、减税降负、消费降级等等。经济学家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“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，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，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”是其这一年间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。针对减轻民企负担，他建议，不能征过头税，也要避免预征预缴。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需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，关键是拿出足够多的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，同时减轻企业缴费率。对于“消费降级”的说法，王小鲁认为，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。让老百姓(56.050, -2.16, -3.71%)敢花钱，经济才能增长。

公平对待民营企业 用市场的办法为民企纾困

新京报：2018年你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是什么？

王小鲁：比较重要的还是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，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，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。这至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，因为此前确实有很多混乱的认识。过去媒体总是宣传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，有些地方说混改要以国有企业为主，会让人产生疑虑，把民营企业放在什么位置上？

实际上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民营企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如果不澄清认识的话，民营企业觉得没有前途、没有信心。

我认为，中央及时给出这么一个信息非常重要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创造一个公平的企业经营环境。要实实在在让民营企业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不同企业、不同所有制企业，都一样公平竞争。

新京报：融资困境是民营企业、特别是小微企业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，近期备受关注，也有一些针对性措施落地。对于纾解这个世界性难题，你有哪些建议？

王小鲁：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，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国家可能显得更突出一些。我觉得主要一个问题是银行体制限制太多、门槛太高，而且往往用限制进入来代替事后监管，因此我国小型、民间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没怎么发展起来。但是市场上的大中型银行，特别国有大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。除了政策导向可能有不公平的因素，还有一个客观因素：大银行面向全国、网络分布很广，要去一家一家地收集信息，了解各地方小微企业的情况，可能很困难。对它们来说，给小微企业贷款，相对来说可能成本比较高、风险比较大，要是专门去做调查、做评估，最后贷个3万、5万，就得不偿失。

实际上，小型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有很多长处，因为它可能就是在某个地区，在局部的一个区域从事经营，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，哪些企业经营得好，心里有数。所以，怎么样在监管的同时，做到让这些草根型金融机构能够进入、参与金融竞争。政策以后可能要更多往这个方向考虑。

此外，我觉得，用行政命令的办法，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。下个命令让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，但是银行又要考虑到规避风险，要考虑成本问题，那么在这几种因素之间做选择，往往就达不到主管当局希望的结果。所以，我觉得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，尽量少用行政命令。

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

新京报：除了融资，被关注比较多的是怎么实现“实质性降低民营企业负担”。今年政策层面围绕“减税降费”出台了一系列措施，但减负的呼声并未消减，甚至出现“税负增多论”，依据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。

王小鲁：这种情况一直存在，但近一两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速减慢了。未来怎样还需要观察。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个问题，对财税部门来讲，首先要考虑的是完成任务，完成多少税收，能够保证政府必要的预算收入。那么带着这种任务观去考虑问题的时候，往往会忽略了：税收不光是政府获得收入的手段，同时还是一个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。

如果上级税务部门对下级只有数量要求，不检查征税合理与否，就很难避免出现基层部门征“过头税”的现象。

不能征过头税，也要避免这种预征预缴，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。对企业而言，若今年经营不好，本来应该交100万，你收了200万，可能就是雪上加霜。

除了税以外，还有缴费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保缴费。如果一个企业给职工缴齐了的话，可能就是工资总额的40%，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。而我们国家为什么社保缴费有这么重的负担？这里头有历史原因。

改革以前，国有企业不存在社会保障的问题。改革以后，因为要靠后来征缴来满足老一代的退休职工的需要，才有了养老保险。前一个时期，(政府)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，即拿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划拨给社保基金，减轻社保基金的资金压力。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但是力度还是需要加大。同时要降低企业社保费率。我觉得要有一个相当大幅度的下降，这样企业才能松一口气，才会觉得负担减轻了。

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。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，因为现在国有资产的盈利状况不太好，利润率通常很低，那么看起来是划拨了一大笔国有资产，但真正能够用的是它获得的盈利。盈利非常有限，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解决不了燃眉之急。

在市场上直接转让，比把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，可能起作用会更快一点。比如说，混改中有一些国有企业要出让股权，有些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要退出，都可以通过市场渠道，把国有资产变现。假定说，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共同组成一家企业，可能要拿出一部分股份来进行转让，那转让获得的收入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？

新京报：减税减到何种程度才合适？

王小鲁：我个人觉得我国企业税费负担还是重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减少。

经常有人拿我们国家政府收入和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做对比，说我们不算太高。如果我们把财政预算收入加上其他收入，比如说政府卖地的收入、社保基金收入，还有国有资本的收入都加上的话，大概至少是GDP的1/3。

这个比例高不高？有些人说不高，因为有些发达国家可能超过三分之一，可能到40%乃至更高。但发达国家这么高的政府收入主要用在社会保障，用在老百姓身上。

这些年我国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虽有改善，社会保障有改善，但以国际水平衡量，我国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比例仍然是偏低的。

主要财政支出则是政府的行政支出，发达国家的行政支出可能占财政支出的10%左右，我国大约在20%以上。这么高的行政支出，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比如政府机构人员冗杂，人浮于事。行政支出压缩的余地很大。

再一点就是政府的投资支出。当然这个投资支出来源不一，不光是来自财政预算，还有来自卖地的收入、来自银行的贷款，或者建立融资平台来借款，大量的借款最后都变成政府负担。因此，过多的政府投资支出，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效率很低的，或者是无效的投资。

过去，我们在一些产业领域里不断投资，最后造成大量过剩产能，然后又要靠行政手段去产能，造成重大资源浪费。在城市建设投资中也有大量浪费。

所以，要把不必要的投资减下来，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，另一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政府收入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，改善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。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，怎么能尽快改变这个状况，尽快地转化成市民，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，这是政府首当其冲要解决的。

新京报：目前来看，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是不是已经形成了？

王小鲁：这恐怕取决于一个重要条件，就是政府支出结构要变，要减少不必要的支出。与此同时，减少企业的缴费负担并加快推进城市户籍改革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社保全覆盖。这两件事需要同时并进，都需要做，单做一件可能效果都不好。现在整个经济形势不算好，经济增长还在走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经营会面临很多困难，那么政府收入下行也会带来一些麻烦。

但毕竟这是暂时的，现在下决心给企业减轻负担，减少政府收入，带来了一些当前的困难。也许一下子还看不到效果，要有一个恢复期。所以，未来几年就得准备过苦日子，但这是为长远发展创造条件。

未来几年消费走缓不奇怪

新京报：刚才说政府准备过苦日子，实际上民众现在也有反应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”。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？目前我国家庭债务的水平会不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？

王小鲁：前一时期，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。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，消费很难始终保持一枝独秀。只不过它是一个滞后变量，可能反应会慢一点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未来几年消费继续走缓也不奇怪。但是只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结构调整，未来经济发展仍然会有前途，还会恢复。所以，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。

另一个方面，高杠杆率和高房价造成了很多问题。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，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。而这一方面高杠杆带来高风险，另一方面给老百姓造成了很重的负担，同时也挤压了未来的消费。

而房价只升不降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觉得两个原因很重要。一个是，过去很长时间，货币一直宽松。如果不去股市，可能就去房市。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推高了地价，进而推高了房价。因为房价都和地价连在一起。

因为我们现在土地市场没开放，土地的一级供应商就是政府。政府先从农村征地，再卖地。要扩大政府收入，就得把地价抬高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现在这种土地制度鼓励各级政府抬高地价、扩大政府卖地收入，我认为不能再维持下去。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就说了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而且讲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利。这几年这方面改革没有多少进展，我觉得这是需要推进的。

新京报：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，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？

王小鲁：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消费率(GDP中最终消费占的比重)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百分之六十几，就是说2/3是消费，1/3是投资。在世界上，这个消费率相比而言是低的，但我们储蓄率、投资率是高的。好处是，八九十年代拿GDP的1/3来投资，经济增长很快。

但2000年以后发生一次大变化，储蓄率和投资率急剧上升，消费率急剧下降。与八九十年代相比，消费率降低了十几个百分点，投资率提升了十几个百分点。那这么一升一降带来什么？经济增长更快了？没有。

我们过去形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、消费率过低的状况，这是结构失衡的核心。其实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，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。过去投资很多，但是大量的无效投资，造成了过剩产能，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。如果说让消费率再回升十个百分点，到百分之六十多，经济增长会更快，而且会更可持续。

因为老百姓敢消费，企业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，经济才能增长。不要老等到企业卖不出东西了，然后再政府大举投资来拉动增长，结果投资又造成了一些没有用的项目，造成过剩。这是得不偿失的。让老百姓敢花钱，经济才能增长。

★精彩观点

1 比较重要的还是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，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，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。更重要的是，创造一个公平的企业经营环境。要实实在在让民营企业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不同企业、不同所有制企业，都一样公平竞争。

2 不能征过头税，也要避免这种预征预缴，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。对企业而言，若今年经营不好，本来应该交100万，你收了200万，可能就是雪上加霜。

3 在市场上直接转让，比把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，可能起作用会更快一点。比如说，混改中有一些国有企业要出让股权，有些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要退出，都可以通过市场渠道，把国有资产变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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